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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虚拟货币交易的灰色地带，部分犯罪嫌疑人妄图通过跨境潜逃躲避法律制裁，泰国因地理邻近、出行便利等特点，成为一些人的“幻想避难所”。但从法律定性、国际合作与实际案例来看，诈骗虚拟货币后逃到泰国绝非“免罪符”，反而会面临中泰两国法律的双重追责。

　　虚拟货币的“去中心化”特质从未成为诈骗犯罪的“挡箭牌”。中国监管部门对虚拟货币相关违法犯罪的定性始终明确：2017年以来，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多次发文，明确虚拟货币发行融资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、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。2021年十部门联合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》更清晰界定，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，境外交易所向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违法。

　　在司法实践中，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已得到普遍认可。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研讨会明确指出，尽管虚拟货币不具备法定货币地位，但因其具有可转让性且未被法律明令禁止，应认定为具有财产属性。这意味着诈骗虚拟货币的行为，可直接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以诈骗罪定罪量刑，涉案金额按照案发日国际市场交易价格或被害人购买价格认定。无论诈骗分子逃至何处，只要犯罪行为涉及中国公民或在中国境内实施，中国司法机关就拥有管辖权。

　　1999年生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引渡条约》，为打击跨国经济犯罪搭建了坚实框架。该条约明确涵盖诈骗罪、非法集资罪等经济犯罪类型，只要涉案行为在中泰两国均构成犯罪（“双重犯罪”原则），即可启动引渡程序。2024年轰动一时的MBI集团诈骗案，正是中泰司法合作的典型例证。

　　以张誉发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发行虚拟货币“易物币”，发展会员超千万人次，涉案资金逾千亿元，案发后其潜逃至泰国试图藏匿。中国警方立案侦查后，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，泰国警方迅速响应并于2022年将其抓获。经过法定程序，泰国上诉法院于2024年5月终审裁决同意引渡，同年8月张誉发被正式押解回国受审。此案作为中泰引渡条约生效后首例经济犯罪引渡案件，充分证明虚拟货币诈骗分子即便逃到泰国，也难逃跨国追捕。

　　除引渡机制外，中泰两国在证据调取、资金冻结等方面的协作日益深化。针对虚拟货币交易的资金流向，中国公安部门可依据双边司法协助协议，请求泰国金融机构披露涉案账户信息、冻结可疑交易。最高检数据显示，通过跨境协作，警方已能通过交易所冻结、冷钱包密钥追查等方式处置涉案虚拟货币，有效破解了虚拟货币“追踪难”的问题。

　　近年来，泰国对虚拟货币相关犯罪的打击力度持续升级，从“被动协助”转向“主动监管”。2025年1月生效的《打击防范数字犯罪法案》修正案明确规定，禁止通过P2P平台进行数字资产交易，从源头阻断虚拟货币洗钱通道。该法案还要求银行、电信运营商等机构主动筛查诈骗线索，若未及时处置导致损失，需承担赔偿责任，最高可处500万泰铢罚款或5年监禁。

　　2025年4月实施的《预防和打击技术犯罪措施法规》进一步细化了追责条款：收集、泄露他人数据用于虚拟货币诈骗的，将面临1年监禁及10万泰铢罚款；境外数字资产交易所在泰提供服务必须获得许可，未经许可的交易平台将被全面取缔。这些新规意味着，诈骗虚拟货币的逃犯在泰国境内不仅可能因中方请求被引渡，还可能因违反泰国本地数字资产监管法规被单独追责，面临“双重处罚”的风险。

　　泰国执法部门的实践更具警示意义。张誉发在泰期间不仅被中方通缉，还因涉嫌参与当地网络赌博洗钱活动被泰国警方立案调查，最终形成“中泰联合追责”态势。泰国副总理巴瑟明确表示，将加强与邻国合作打击跨国诈骗团伙，对虚拟货币诈骗等新型犯罪“零容忍”。

　　虚拟货币的技术隐蔽性、交易跨国性，或许会给案件侦办带来一定挑战，但绝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“避风港”。从中国法律的明确管辖，到中泰引渡条约的刚性约束，再到泰国本土监管的不断收紧，三重防线已彻底封死虚拟货币诈骗分子的“逃亡之路”。

　　张誉发案的判决结果早已释放明确信号：无论诈骗分子披着何种“虚拟货币”外衣，无论逃到哪个国家，中国司法机关都有决心、有能力通过国际合作将其缉拿归案。对于妄图以身试法者而言，与其寄望于跨境潜逃，不如主动投案自首、退赃退赔，这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。在全球反诈骗协作日益紧密的今天，任何跨国犯罪行为都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